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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傅抱石
日期: 2010-12-15 来源: 新余人大 作者: 傅益瑶 【字体



我的父亲傅抱石

     傅益瑶


一九六三年的全家福(右二为本文作者傅益瑶)

       在2006年7月29日的北京嘉信艺术品拍卖会上,傅抱石生平独立创作的最大一幅中国画《雨花台颂》(长3.6米、宽2.4米)以4620万元(包括10%的佣金)成交。据央视报道,该画创下了中国近现代画家单幅中国画最高拍卖纪录,突破了吴冠中的《鹦鹉的天堂》去年拍下的3025万元的纪录。
      1996年,傅抱石的一幅《丽人行》拍出了1078万元,创下了当时近现代画家中国画作品的拍卖纪录。2003年,其作品《毛主席诗意山水册八开》以1980万元的天价成交,再次刷新最高拍卖价格。这次以天价成交的《雨花台颂》,创下了傅抱石作品历次拍卖最高价。
     上海辞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傅益瑶所著的《我的父亲傅抱石》,作为傅氏后人撰写的第一本傅抱石传记,书中披露了傅抱石先生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轶闻趣事。

       父亲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

       我的爷爷叫傅得贵(大名文苡,字聚和),一直靠补伞谋生,是南昌的一户赤贫人家。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

      爷爷在乡下时,跟地主的儿子吵架,结果被地主的儿子用钉耙凿在背上,打成肺裂,不得已流落到南昌城谋生治病。在城里,爷爷遇到了他的恩人。恩人叫何立堂,以走街串巷补伞为生,收了爷爷做徒弟。爷爷很能干,会做绒花、耳环,还学会了修理洋伞。当时的土伞是纸伞,洋伞是进口的布面伞。何立堂死后,把摊子留给了爷爷,爷爷便做起了小生意,取名“傅得泰修伞铺”。 
       我奶奶姓徐,江西新建县人氏,原是一户人家的丫头,据说因为被老爷看上了,太太大动肝火,便把我奶奶嫁了出去,说是不要财礼,只要找个穷的,这样就找到了我爷爷。其时,我爷爷已经三十多岁,比奶奶大十多岁。奶奶是个能干的女人,性格开朗豪爽,待人接物有男子气概,在所住的那条街上有相当的权威,街坊邻居出了什么事情,都来找她说事、评理。
      爷爷祖辈单传,因此为父亲取名长生。父亲小时候出麻疹,把爷爷吓坏了,怕父亲的手乱抓,如果抓到脸上就会破相。这时出嫁的姐姐回来,姐夫就问他想要什么才能不抓脸,父亲说要一本《康熙字典》,姐夫就去买了一本满足了父亲。父亲把这本《康熙字典》一直抱着,一动不动。终于熬了过来。父亲的脸长得还是很清秀的,梅兰芳后来曾经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演花旦一定很好看。
       爷爷家在南昌“臬台后墙”的贫民棚户区内,剃头的,修脚的,摆摊的……各色人等杂住在一起,艰难生存。“傅得泰修伞铺”的左边是家刻字店,右边是家裱画铺。裱画铺的墙上挂了许多字画,父亲常去串门,久而久之,竟对这些字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私塾旁听,识了不少字,后来奶奶让他去瓷器店当学徒。学徒三年,不仅要给老板娘抱孩子,每天还要上门板下门板。门板是江西特产樟木制成,很笨重,左右各十二块,每天一装一卸,举重四十八次,父亲人小无力就拱着背使劲,时间一长,就落下轻微的驼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有客人还问,你们新姑爷怎么是卖布的呀?当时卖布的小贩,就是整天扛着布走街串巷,一肩高,一肩低。
      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站在圆桌边画画,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里边了。
     父亲十三岁时进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学校老师为他取了个学名叫傅瑞麟。父亲十七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被保送进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但入学读书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乡下还有祖传下来的几分薄田。于是父亲就从南昌步行到三百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钱,结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让父亲进门,说穷人家的孩子还读什么书,连顿饭也不给吃,最后还是婶婶包了两个山芋给父亲……打这以后,父亲便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
      父亲小时候真的很苦,上了学也没有什么衣服穿,冬天冷,就把姐姐、妈妈的花褂子一件件地套在里边,最外面罩一件灰布大褂。后来我到日本留学,知道日本皇族有一个传统,就是天皇嫁女儿或是娶新娘的时候,要穿最豪华的衣服,从里到外必须有十二层。这时我就想,父亲当年不就是穿的“十二单”吗?因此,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如果不知道“饥寒”两字,是不会成人的。
       父亲从小就喜次刻图章,把石头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身上血迹斑斑。不少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傅抱石,都说是父亲喜欢石涛以及屈原“抱石怀沙”的缘故。我的理解,父亲取名“抱石”两个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怀抱石头,喜次刻图章而已。 
       父亲早年写过一本书,叫作《摹印学》,是亲笔缮写的小楷,漂亮极了,父亲的校长当年就带着父亲和这本书去见徐悲鸿的。徐悲鸿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看过之后,赞叹不已,对父亲另眼相待。
      其时法国在南昌办了一个博览会,父亲在那儿帮忙做点事,他干事认真,连打包裹之类的小事都做得非常到位。博览会的负责人很欣赏父亲,就说可以帮助父亲去法国留学。但是徐悲鸿对父亲说,你到法国去,你的这身本领非但得不到进步,你还会丢掉它;还是去日本好,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延伸。徐悲鸿就写信给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熊式辉开始说,现在国难当头,学什么艺术?熊式辉的秘书是父亲校长的朋友,他后来告诉父亲,徐悲鸿很了不起,不断写信给熊式辉,并且说如果有困难,经济上他来资助。这个秘书就把徐悲鸿的信夹到熊式辉的备忘录中递交上去。后来熊式辉终于批准了父亲的出国留学,说江西景德镇出陶瓷,那就到日本学工艺吧。所以,父亲去日本,最初是学陶瓷图案的。 
       父亲、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
       母亲叫罗时慧,因为出生在奉天(今沈阳),所以小名叫奉姑。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叫罗鸿宾,字秋阜,是前清监生,捐资得官,历任江西税务局长、法院院长等职。母亲从小就有个同年丫头陪着。我的外公有四房太太,我母亲虽然不是正出,但正房没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宠她,不要她做其他事情,专门培养她读书。我的外婆叫李维屏,四岁便被卖到罗家做丫头。那个时候,女孩子如果想日后嫁一个上等人家,就必须裹小脚,我的外婆七岁时还是一双天足,已经不能裹脚了,但她自己一个人还是硬把小脚裹起来了;十一二岁时,外婆在灶间边烧火边开始学认字,再后就可以读经读报了。
       母亲长大之后,因为家庭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求婚,内中还有一名后来逃到台湾的“部长”,外公因为不清楚他的底细,没有答应。关于婚姻,我的外婆对母亲讲,绝对不要嫁到豪门,说:“宁到穷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汤。”吃糠,大家一道吃苦,那种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喝汤虽然比吃糠好,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母亲读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被推举为江西省学联干事,剪了头发,跟方志敏一起闹革命。北伐军到南昌,母亲牵着妇女协会主席蔡畅的女儿四处活动演戏,宣传革命,比父亲还早地认识了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母亲被动员回南昌女中读书,秘密搞地下宣传工作。当时按照罗家的族规,女孩子不守闺训,私奔外逃,一旦抓获要活埋处置。母亲时年十六,虽非私奔,但离家出走,“混迹”于男女人群中,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但由于外婆的恳求,加上外公是四十七岁得女,平时娇宠惯了,又是时代潮流所致,也就假装责骂一通了事,让母亲装上一根假辫子继续上学。
      母亲是父亲的学生。母亲在学校非常调皮,父亲可能很喜欢母亲的这种性格,就追求她。父亲常常到母亲家里去给我舅舅讲故事,补功课,讨好母亲。父亲家境困难,娶母亲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难对付,父亲就买了许多衣料送给她,后来这个姨婆一直跟着我们住。另外,父亲又去借了一张存折,上面有一千个大洋,给外公看。外公其实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但还是担心他太穷,看到父亲的存折,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亲的求婚。外公对父亲特别关照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
       父亲没有食言,一直在照顾母亲;如果不是抗战时到了重庆,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后来家里的事情虽然是母亲管,但有两件事一直是父亲帮母亲做的,一个是叠被子,一个就是帮母亲捶背。母亲总说父亲捶得好,像小锤子一样,力量恰到好处。母亲生病总是头疼吃药,父亲怕她乱吃,就定时定量拿药给她吃。母亲原来一点不会做饭,但后来父亲的饭菜全是母亲张罗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母亲也会亲自下厨为父亲做饭做菜。
      父亲吃菜的口味简单,但要求很高,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炒大肠和三杯鸡。父亲说母亲做的炒大肠简直跟红枣一样,又红又亮,紧紧的,圆圆的。三杯鸡则是我们江西的老菜,鸡里放一杯酒、一杯酱油、一杯麻油。
      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不满5年,家书却有一大皮箱
      母亲虽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爱,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为大家所喜欢。母亲的鼻子很大,用我们江西话说,就是“鼻子大,心不坏”。有个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说母亲的鼻子是福相,嫁了秃子会长头发,嫁了穷人会发财。大凡以后她跟父亲吵嘴时,就会一边打自己的鼻子,一边说:“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让父亲有好运气。母亲的乐天,主要是由于小时候外公的宠爱。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鸿到南昌小住,父亲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了他。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拜,当场画了幅《鹅嬉图》相赠,画面上是只大白鹅,头顶一抹朱砂,引颈向天,红掌下几茎青草。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铺纸磨墨照画;临摹了一幅,兴犹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只大鹅蛋……次日清晨,记者涌进家里,昨日他们没带相机,今日赶来拍画。母亲把自己临的画拿出来,一位记者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亲抿嘴一笑:“张僧繇画龙点睛,破壁而去;大师神手画鹅,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过来,自然生下了。”记者们为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大为倾倒。
      这类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帮佣的人告诉他,有个王先生等你好久了。父亲过去一看,只见这个人戴着瓜皮帽,留着小胡子。父亲就问,您是哪位?这位先生说:“我认识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父亲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结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来这是母亲装扮的。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以至许多画商、古董商都说,画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
      父亲有个自定的规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给母亲做寿,买东西,然后给母亲画张画,而他自己则从来不做寿。父亲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出差湖南,当时血压已高得不得了,跟随父亲一起去的学生写信告诉我母亲,说晚饭时傅公喝了很多酒,尽管很晚了,但仍说今晚有件事不得不做,就是因为这一天是母亲生日,他要给母亲画张画,是一张很漂亮的扇面……

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高兴与否都很关心。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等等,都会写信告诉母亲。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已。父亲不论是出差还是出国,总是精心为母亲挑选衣物,而且只为母亲一个人买。在罗马尼亚商场里,父亲为母亲挑大衣,竟找了身材与母亲相仿的女售货员左试右试,才买下来。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父亲住在楼上,母亲住在楼下,常常晚上,母亲总要端一杯茶送父亲上楼睡觉,过一会儿,父亲送母亲下楼来,可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了,他们常常这样楼上楼下送来送去,我们看在眼里,在旁边笑个不停。

二姐在一篇回忆父母生活细节的文章中写道,南京夏天特别闷热,我们全家在院子里乘凉,母亲常常穿一套半新不旧的黑绸衫裤,睡在小竹床上,父亲就坐在母亲身边,手里拍着扇子,两人一边说话,父亲一边帮母亲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亲睡熟。母亲的腰病是生二姐时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亲就帮母亲捶了多少年……

母亲在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谈到父亲的家庭责任感。母亲这样说:“在家庭,他上对老母,下对儿女全都关心到无微不至,有时甚至使我感到有些过分。他哪怕是离家只有三天,必定有两封信回来。有时人都到了家,他进门便问我:‘今天收到信么?’我说没有。他却有把握地说: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着看,邮递员马上便会送来的。’真教我好气又好笑。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满五年,家信却有一大皮箱。”

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

父亲的一生和两个“三点水”有不解之缘,一个是“酒”,一个是“汗”。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汗给了父亲身体上的酣畅。父亲每作画必执酒杯,可能是人人都知道的,而父亲每作画必大汗淋漓,却是我幼时日日所见。夏天在画室里作画,他常穿件中式白布短褂,衣湿了贴在身上,肩上则搭一条干毛巾随时擦汗。父亲作画运笔的速度极快,常常画得满头大汗,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地淌下来,身上的汗也是顺着往下流。姐姐就回忆过,母亲常要放两条大毛巾垫在他手臂下接汗,并且要时常更换,不然很快就会被汗湿透。

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在重庆拜访“金刚坡下山斋”的文章,说重庆的夏天又热又闷,冰淇淋也不能吃,不卫生,吃了拉肚子,大家都不晓得如何来捱过重庆的夏天,只有抱石啊,大汗淋漓,原来他是用汗来解暑的。

父亲一生都在奋斗,幼时贫穷,身体的底子打得不好,成年后拼命学习、工作,透支了身体。父亲还特别好酒。抗战期间,父亲率全家避居重庆郊外金刚坡下,时局动荡,心中烦闷,以杯中物自遣,日久天长,渐成习惯,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就是:“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玻璃杯,右手才能落纸。”

1959年,父亲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画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周总理特批给他两大箱茅台酒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父亲喝酒画画的故事为人们所乐道,他还刻有“往往醉后”的闲章,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许多人因此认为我父亲是靠酒力来画画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父亲喝酒后的最大本事,是施展一个“金蝉脱壳”计。

父亲一旦提笔画画,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的热情和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精神面貌,还有他的那种享受感、陶醉感,与平常判若两人。

我觉得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正是“金蝉脱壳”了,特别是解放初期,“三反五反”、“反右”等政治运动频繁,外部给父亲的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烦恼,神游青山绿水之中,在艺术世界中徜徉……以至我后来经常觉得父亲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是上天的恩赐,否则的话,他老人家会一辈子都解脱不掉。

我对父亲的仕女画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是因为在母亲生我的那一年,父亲画了一幅很大的仕女画《山鬼》。画面上风狂雨骤,一位神秘动人的女子,在虎豹的环伺下,游于巫山之顶。见过这幅画的人,无不被这画中的灵氛所笼罩。父亲自己在画完之后也不禁惊叹:“似真有鬼也。”每当我面对这幅《山鬼》,总觉得那女子在对我说什么,有招引我前去之意,使我惴惴不安。

灵秀之风是中国文化里对美人最高或者说最准确的评价,父亲画中所有美人的眼睛,如《湘君》、《湘夫人》,还有《读书图》,每个人物的眼神都很空灵。谈论中国女子的美,要有三个标准,一是“灵”,一是“秀”,一是“慧”。“灵”是什么?就是很多东西都能与它融通,音乐、美学等神秘的感受,包括自然界的力量,都能和它相会,葆有足够的悟性;“秀”是什么?秀就像音韵一样具有多种形态的变化,碰到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和机智;还有一种“慧”,就是智慧,实际上中国人对女子对美人的喜爱,更多地是因为她们在很纯净的同时也富于机智,而不是计谋,表现出来的是颖悟。

女人一旦是灵、秀、慧的,就会派生出许多东西,如决断,识大体顾大局之类。所以,父亲从来不对人家的漂亮不漂亮评头论足,而是从灵、秀、慧的层面来谈论这个问题。(信息来源:文汇报)



雨花台颂



真“山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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