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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巨子----何大一(1952- )
日期: 2010-12-14 来源: 沙龙真人 作者: 【字体




    简历                                                                      

  何大一(Ho David),祖籍中国江西省新余市1952113日生出生于台湾台中市,美籍华裔科学家,是当代著名的艾滋病研究专家,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在何大一9岁的时候,其父亲何步基(Paul Ho)赴美国谋生。12岁时移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与其父亲团聚。何大一的母亲Sonia Ho,有两个弟弟:何弘一(Phillip Ho)和何纯一(Sidney Ho)
  何大一于197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summa cum laude)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优等荣譥学士学位。之后,在1978年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哈佛毕业后,何博士矢志不移的投身医学尃业,不单成为一位出色的医师,并同时活跃于科究。何博士曾先后任职于麻省总医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色远斯-西奈医疗中心(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UCLA School of Medicine)及纽约大学医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等著名医疗机构。何博士自一九九零年起出任纽约艾伦戴蒙爱滋病研究中心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主任,该中心是现时世界规模最大的私人爱滋病研究所。
  1981年,何大一在洛杉矶Cedars-Sinai医学中心当见习医生时接触到了最早发现的一批艾滋病病例。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之一,也是首先阐明艾滋病病毒复制多样性的科学家之一。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使得何大一和他的同事们致力于研究联合抗病毒疗法,即鸡尾酒疗法。这种疗法将蛋白酶抑制剂药物和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及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药物组合使用,能更有效地治疗艾滋病。1996年在发达国家使用以来,有效降低了艾滋病人死亡率,为早期爱滋病患者有效抑制爱滋病毒的蔓延而闻名于世。并在一九九六年获《时代杂志》评选为当年的风云人物,《时代》周刊对何大一的评价是――
为人类对抗艾滋病扭转乾坤的真正英雄。



     有关文章 


     何大一:5至10年内有效的艾滋病疫苗难以问世 

    对话人物:何大一,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1996年,因发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年度风云人物,2001年获得美国总统勋章奖。
    对话动机:2010年12月1日是第23个“世界艾滋病日”。这种疾病在被发现近30年后的今天,人类仍没有找到攻克它的有效办法,疫苗的研制更是遥遥无期。作为迄今对付艾滋病唯一疗法鸡尾酒疗法的发明者——何大一如何看待这一“世纪杀手”?  
    主要观点:很多人现在用治疗艾滋病的药来做预防,但需要天天吃药。你让没有感染的人每天服药肯定是不实际的。更重要的是长期吃药会有很多副作用,特别是对骨头和肾脏。我们的思路是用一种抗体,用一种可以阻断病毒进入细胞的抗体来预防艾滋病。
    鸡尾酒疗法至今仍是治疗艾滋病的主要办法
    主持人:普通公众对你的了解都是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开始的,我们也从这个话题谈起吧。鸡尾酒疗法问世已经十多年了,与最初相比它现在是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何大一:确实是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十几年发明了很多新药,今天病人所用的药和14年前比,有了巨大的进步。现在的药,简单许多,对病人来说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一粒里面有三种药合在一起,而且每天也不需要吃好几次。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三种药,每种药的服用时间也不一样,有的一天吃两次,有的一天吃三次,还有的一天吃四次,很复杂。不过这些新药都不是我们做的,是很多药厂研发出来的,但药物的原理没有改变,还是一样。
    主持人:改进后的鸡尾酒疗法疗效如何?
    何大一:还是不能把所有的病毒全部从体内根除,只有控制。所以你一停药,停几天或者停一两个礼拜病毒马上就回来了。不过控制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可以延长感染者的生命,几乎和没感染的人差不多。
    主持人:迄今为止,鸡尾酒疗法仍是对付艾滋病最好的方法吗?
    何大一:目前美国、欧洲,中国也都是用这个办法治疗艾滋病感染者,没有其他办法。 

    主持人:你本人现在还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吗?
    何大一:我自己的研究重心已经转到艾滋病的预防方面,治疗做的少些。
    主持人:预防方面?是研制疫苗吗?
    何大一:艾滋病疫苗已经研究二十多年了,迄今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尽管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研究疫苗,但我想5至10年内是不容易做出来的。我现在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做预防。
主持人: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
    何大一:很多人现在用治疗艾滋病的药来做预防,这类药物大概有二十多种,但需要天天吃药,很麻烦。你让没有感染的人每天服药肯定是不实际的。更重要的是长期吃药会有很多副作用,特别是对骨头和肾脏。
    我们的思路是用一种抗体,用一种可以阻断病毒进入细胞的抗体来预防艾滋病。这个抗体的好处,就是不需要每天打针吃药,也许一两个月或者三个月打一针,就可以有很长时间的保护作用。假如打一针抗体能管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甚至半年,那么实用性、经济效益都会有很大的突破。
主持人:这种抗体与其他科学家正在研制的疫苗有什么不同吗?
    何大一:我们是在体外研制抗体,然后把抗体直接注入人体,称之为被动免疫保护。而一般的疫苗是在人体内诱导产生抗体,起主动免疫保护作用。现在疫苗研制受阻是因为我们仍不知道如何用疫苗在人体内诱导针对艾滋病毒的保护性抗体。
    主持人:这项工作已经进展到哪一步了?
    何大一:快进入第一期临床试验了。
    主持人:预计什么时候能进入应用阶段?
    何大一:很难说,也许还要几年时间。(拾年)





十年影响力人物之何大一:全球公共卫生的华人使者


来源: 中国新闻网 
    何大一: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之一,他也是首先阐明艾滋病病毒复制多样性的。基于这种理解,何大一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出“鸡尾酒疗法”。自1996年被使用以来,它有效降低了全球艾滋病的死亡率。何大一近年来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和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精力。他身上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全球视野和家国情怀的统一。 
    他在少年时代刚到美国时,因为英文不好而受尽歧视;如今,他又为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而重新开始学中文。这位华裔美国科学家近年来从海外筹集资金,到中国来推广他的艾滋病防治计划
文/吴翊菁
    这位声名卓著的科学家奉行有规律的生活。每天一大早,何大一7时40分便到达办公室。首先,他思考一下一天要处理的问题,然后和自己的团队开会商讨一天的事务。他在业余时间爱打网球、乒乓球和篮球,爱看李安、张艺谋等华人大导演的电影。他最爱看的书是伟人传记。
    因为研发“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而享誉全球的传染病学家何大一,近10年来把许多精力投入到遏制艾滋病疫情在中国的蔓延,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在疫情最严重的灾区——从河南的卖血村、云南偏远的山区、新疆,都会看到这位充满人文关怀的医者,他以博学的知识和悲悯的目光关注全球的艾滋病感染者。
    现年57岁、曾获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何大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很欣慰自己在西方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帮助中国遏制艾滋病的疫情。帮助中国防止艾滋病的蔓延是全球公共卫生的一大重任。”
   “云南计划”
    何大一通过向盖茨基金会和私人渠道筹集经费,自2005年起在云南昆明用“鸡尾酒疗法”成功地阻止患病的孕妇把艾滋病毒传给婴儿。“在欧美,阻止母婴传染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在大陆还不行。我想证明,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和政策许可,在中国山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过去5年间,何大一在云南16个县为400对母婴进行治疗。通过对250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进行治疗,成功地避免了248个婴儿被传染。这个项目每年的经费约为100万美元,他希望可以把云南试点的成功计划延续下去。他坦言,尽管中央有推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政策,但在地方落实往往会出现偏差或遇到阻力。“当初选择云南做试点是因为当地的干部和地方官员比较开明,我打算在明年能举行一场学术会议,分享云南计划的成果,希望可以借此说服当局把这个模式作全面推广。”
    当艾滋病在美国开始爆发的时候,年轻的何大一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他于1981年回到加州大学医疗中心工作。那时他住在洛杉矶,目睹神秘的“同性恋者癌症” (当时科学家还未发现艾滋病毒)在美国西海岸蔓延,不少染病的年轻人受尽歧视。 
    当他在十年前开始走访大陆的“艾滋村”时,同样的无知和恐慌在中国重新上演,令他感慨万分。他对此回忆说:“在河南因为卖血而患上艾滋病的农民,连他们种植的农作物都卖不出去,因为人们误认为这些农产品都带有病毒。”
    何大一表示,中国政府和民间在过去的十余年里对艾滋病状况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关法律也不断出台和完善,但社会上的歧视还没有被消除,令患者不敢公开身份接受治疗。为此,他曾联合其他艾滋病公益团体在大陆作一系列的宣传消除歧视的活动,包括请感染艾滋病的NBA篮球明星“魔术师”约翰逊与姚明,拍两人在一起打球和吃饭的公益短片,均获得很好的社会反响。
    何大一说,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正在不断得到控制,比国际专家当年估计的感染率低,避免了一场大灾难,显示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工作成效。他希望中国能够接受更多的国际援助,降低药品价格,令农村的患者可以接受治疗。
    综观大陆的艾滋病问题,他表示河南卖血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太多新的个案,但需要为患者提供长期的治疗和保健。云南因为娼妓和毒品问题而成为艾滋病疫情的温床,而新疆则因为共享针筒注射毒品而出现大规模感染。
    现在,全球的预防艾滋病团体普遍认为,生活在大城市的同性恋者的“男男性行为”,是艾滋病疫情的隐形炸弹。何大一表示,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严重,因为怕受到社会歧视,中国的不少同性恋者是已经和异性结婚了的,因此表面上看不出来其性取向。但因为他们有多个性伴侣,会大大地增加了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政府需要加强针对这个隐秘群体的艾滋病防治。
    在台湾长大、年少时移民美国的何大一,刚到美国时曾因为英文不好受尽歧视。父母为此下令何大一兄弟好好学习英文。因为很早就丢了中文,中年的何大一决定重拾中国语言,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坦言,对中国的诗词、文学造诣不深,但相信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可以丰富生命。他不时会带孩子回台湾和江西的老家寻根,亲身体验中国文化。
    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何大一坦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令所有华裔感到骄傲。“我看到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转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后受到更多的尊重,现在中国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以外的其他领域——保护环境和公共健康。”
    曾目睹不少艾滋病患者因为无能力付费而被医院拒绝在门外,何大一慨叹:“中国尽管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医疗体系却有市场化的因素。贫穷的农村人口占了中国的大多数,他们没有充分的医疗服务的保护。如果不好好处理这些问题,公共卫生的重担足以令中国的发展大打折扣。”
    何大一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到底要怎样解决、投入多少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公共卫生的问题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但要记住,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国民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关注乙肝及其他
   作为传染病学专家,何大一近年来特别关注与艾滋病有着同样感染渠道的乙型肝炎。华人社会的乙肝感染率偏高,即使在美国,华人患乙肝的机会也比一般美国民众高100倍。而每10个华人中就有一个是乙肝病毒的感染者,在中国福建人的新移民社区中,乙肝病毒的感染率更是高达30%。
   乙肝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三分之一患者带病毒却没有症状,但肝脏渐渐硬化,约四分之一乙肝病人最后因为肝脏并发症而死亡。因为乙肝在华人社会十分普遍,使肝癌比率在各族裔中最高。大部分华人是从母体感染到乙肝的。何大一指出,如果能在小区健康诊所多进行验血,为带病毒的孕妇治疗和在生产时采取措施,便可以大大减低婴儿受感染的机会。
    因为自己的弟弟是乙肝患者,何大一感同身受,不时在美国的华人社会作出乙肝防治的呼吁。他说:“如此高的几率,华人却不太了解乙肝的严重性,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一般人验血后如果没有乙肝,可以注射疫苗防范。但如果携带乙肝病毒,应与医生讨论治疗方法和保护家人的措施。目前还没有彻底治愈乙肝的方法,但可用药物控制病情。
    作为一位在医学领域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何大一很自然地把很多问题都和公共卫生联系起来,谈到刚刚谢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他认为大家在谈论气候问题的时候,忽略了另一场公共卫生灾难。他警告说,地球气温的上升会加速传染病的传播。“现在肆虐的传染病有一半是来自动物源头,气候变暖会破坏动物的生态环境,令它们与人类的接触更频繁。届时,跨物种的传播可能会令病毒进行变种和带来新的疾病。”正如艾滋病毒也是从非洲森林的猿猴传播开来,何大一慨叹“人类要准备应对预料之外的状况”。

    “我看到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转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后将受到更多的尊重。现在中国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以外的其他领域——保护环境和公共健康。
如果处理不好,公共卫生问题的负担足以令中国的发展大打折扣。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到底要怎样解决、投入多少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公共卫生的问题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但要记住,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国民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之父率祖孙三代浙大“寻根”

中国网

    二十六日,浙江大学四十二级校友、八十八岁的美籍华人何步基先生携全家十二人和三位传记作家一行来到浙江大学“寻根”,浙大党委书记张曦将何步基先生当年在浙大的成绩单赠送给他。
    何步基先生一行参观了浙大紫金港校区和西迁展览馆。在浙大抗日战争时期西迁路线图前,何步基老人驻足良久,一处处向家人指出自己曾经到过的地方,嘴里还念叨着当年老师和同学的名字。
祖孙三代的“寻根”之旅
    何步基先生来自江西农村,一九四二年就读于浙大教育专业。小儿子何纯一说,他两年半前随父亲到江西老家,亲眼看到了父亲起步的地方,很受感动。父亲通过勤奋努力考上大学,又在美国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当时就有愿望把父亲的经历写成书。巧的是,一年半前,三位英国和加拿大的传记作家开始多次诚恳要求写何步基夫妇及其家族的传记。因此,何步基先生决定率领全家和三位传记作家访问中国,意在教育孩子们“不要忘本”。
    “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何大一说,这次三兄弟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带上了夫人和孩子,请假两周,专程陪同父母重走父亲的成长之路,按照小学、中学、大学的路线,已经到过江西、贵州等地,浙大是他们本次“寻根之旅”的最后一站。“听到了许多爸爸以前从来没跟我们讲过的故事。”
    虽生活在美国,整个家族还是承袭了较多中国文化传统,子女与父母往来很密切。何大一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孝子,“他的工作单位在纽约,很忙很忙,但是他经常来加州看我们,我看他对于倒时差已经很习惯了。” 何大一的妈妈江女士说。
    何步基:曾任浙大学生自治会秘书长
    接受记者采访时,何步基老先生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了他随浙江大学西迁的岁月。
    何步基当年因成绩优良,由江西省政府保送入浙江大学教育系就读,一九四二年随西迁队伍到达贵州遵义。“我一年级在永兴学基础课,和李政道是同一届入学的,二年级就到湄潭读书了。教育系的创办者郑晓沧是我老师。心理学家陈立先生当年和我一起上教育心理学的课,他向我借过笔记看。因为我文言文写得好,还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秘书长。”往事历历在目。何步基当年还被美国军队任用,为中国军人翻译各种武器的名称和用法。“队伍解散时,部队发给我们一些金条作为犒赏,我把他们绑在腰上,乘车回了杭州。”
    何步基一九四八年七月毕业后赴台湾做英语老师,一九五六年又自费留学美国,一九五八年获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一九六八年获南加州大学工学院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他几十年来一直在美国从事电脑工作,曾在美国获多项发明专利,现为何氏软件公司总裁。 
    何大一:将与浙大合作研究“疫苗”
    何大一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之一。因为发明“鸡尾酒疗法”,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一九九六年度风云人物。二00一年,何大一开始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疫苗研制,同时进行了禽流感等流行病的预防研究,致力于研制便于生产、成本低廉的疫苗。这次浙大之行,何大一表示,希望和浙江大学在疫苗研制上展开实质性的合作,他将在不久以后专程来浙大商量此事。(中国新闻网 周炜 何益霞) 




 
     我认为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在技术与财力尚能承受的情形下,努力像云南省这样,要大大降低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几率。
  撰稿:贺莉丹(记者)
  56岁的何大一(David D.Ho)教授有一张标志性的娃娃脸,戴副眼镜,随着笑容的漾开,眼睛会眯缝起来,神情亲切柔和。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何大一,身旁总是簇拥着一堆记者、医生、志愿者与热情洋溢的年轻学子,不时有人提出与他合影的要求,他总是很爽快地应承。
  现任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DARC)主任的何大一祖籍江西,生于台湾,12岁时移民赴美;1974年,22岁的何大一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1978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81年,在洛杉矶Cedars-Sinai医学中心当见习医生的何大一接触到艾滋病病例,这是全球最早发现的第一批艾滋病人。
  何大一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之一,也是首先阐明艾滋病病毒复制多样性的科学家之一。1996年,因发明研究联合抗病毒疗法即艾滋病鸡尾酒疗法,何大一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年度风云人物,“有人制造新闻,有人创造历史,而当后世撰写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会把人类在对抗艾滋病之战中扭转乾坤的人,视作真正的英雄”,何大一帮助了数以万计的艾滋病患者“解除了死刑”。
  1999年,何大一及其同事发现人体免疫系统T细胞中的CD8可以有效对抗艾滋病病毒(HIV);2000年,何大一团队研制出C型艾滋病疫苗,目前C型艾滋病疫苗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2007年年底,他出任清华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如今,何大一与张林琦等一些科学家正密切与中国云南政府合作,帮助当地224位HIV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孕妇实施母婴阻断措施,让她们生下健康宝宝。
  2008年10月19日,何大一教授忙里偷闲,与《新民周刊》记者分享了当下艾滋病领域的进展与他本人的心得。“有问题尽管问”,他总是这样摆手示意,并尝试用特地学过的中文与记者交流,一直很耐心。有着一个苏格拉底式脑袋的他,总是精力充沛的模样。“这几年David四处奔波,苍老不少”,一位熟悉何大一的华人科学家这样感叹。
  “可以亲眼看到这些好的结果,我很感动”
  《新民周刊》:你们在云南的母婴阻断项目对224位HIV阳性的孕妇进行药物干预,这些孕妇所处孕期是否有所不同?
  何大一:每个孕妇的孕期是不一样的,很多孕妇是在分娩前四五个月(进行药物干预),有一部分病例是已经快分娩时才有干预的。全面使用药物治疗,效果非常好。
  《新民周刊》:我看到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主任医师周曾全展示的图片中,有一位HIV阳性的孕妇CD4(人体免疫力指数)很少,她的腿上布满皮疹……你接触的云南的类似HIV阳性孕妇母亲,她们对于艾滋病的了解是怎样的?
  何大一:很多感染了艾滋病的母亲开始时都不了解(HIV)。我们不只培训一些工作人员,还培训病人,她们参加我们这个项目以后,对自己的情况比较了解,慢慢地她们越来越懂得这个疾病。
  开始时,每位母亲的情绪都会比较敏感,可慢慢地她们改变态度了,比较了解艾滋病以后,她们也会说:这种病不需要那么怕,很多人有歧视是不应该的。她们懂了以后,就开始自己站出来跟她们的邻居说:我是一个感染HIV的病人。有香港的电视台要去云南拍她们,她们也肯出来上电视面对公众。
  《新民周刊》:在开展云南母婴阻断项目的过程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何大一:我在美国做了27年的艾滋病研究,我经常回中国有8年的时间了,回到中国看到云南、河南那些艾滋病人,我一定是很动容的,好像是在美国80年代,艾滋病人很快就死了,我看过这样的情况,我就决定应该回中国帮忙。所以我们开始跟云南一些部门开展很多不同的工作:开始时是把一些国外比较好的药带回来给病人用,以后还做很多培训,最近才开始做母婴阻断工作。
  很感动我的就是,最近我去云南乡下地方,看到很多这些(感染了HIV的)孕妇吃了我们给她们的药,身体恢复了健康,她们的儿子出生了,也是健康的,我觉得很高兴。这几年来可以亲眼看到这些好的结果,我很感动。
  《新民周刊》:目前在中国推行母婴阻断的成本如何?
  何大一:目前每例母婴阻断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要把整个云南省的母婴阻断工作都做得非常成功,大概需要500万美元。到现在还算不出来到底全中国(推行母婴阻断工作)需要多少资金,因为得计算中国感染HIV的母亲数量与干预的手段,但现在并不知道中国感染HIV的母亲人数与规模。云南母婴阻断项目是做个示范。一旦母婴阻断项目在规模上推广了,成本可以下来。
  《新民周刊》:你认为,在中国推行母婴阻断过程中必须直面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何大一: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感染了HIV的母亲?
  大多数母亲都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艾滋病,而知道自己被感染的母亲也不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项目可以为她们提供服务。这就是我寄希望于你们媒体与新闻记者的原因,你们能使更多人知道这种(母婴阻断的)防治与服务是可以及时获得的。
  《新民周刊》:倘若对艾滋病的母婴传播不加控制,艾滋病传播率在30%左右,如果进行干预呢?美国的情况是怎样的?
  何大一:美国是用最好的方法去做,是在2%以下。因为现在由于母乳喂养造成的感染率大约是15%到16%,而我们是可以用各种手段把母婴传播的几率大幅度降低的。在美国特别在纽约州,母婴阻断已将艾滋病传播压到了几乎不发生的地步!现在在美国许多城市,你已经不能发现新生婴儿感染HIV了,去年全美国只有不到50个baby感染了HIV。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如今,美国将(艾滋病母婴传播)30%多的传染率压到了2%以下,这是缓慢下降的,有段时间是从30%至40%降到差不多15%,这几年来又降到5%,最后终于降到2%以下。
  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在技术与财力尚能承受的情形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几乎像美国那样的地步?努力像云南省这样,要大大降低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媒体、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人们,大家一起努力合作。我们是真的可以做到的!
  我们在云南做的母婴阻断工作跟美国完全一样,可是中国很多地区都是用比较简单的方法,传播率还是在8%至15%。但即使用简单的方法,也对这些感染了HIV的孕妇帮助很大。云南情况特殊,有很多属于边远地区,我们给(HIV阳性的孕妇)她们提供奶粉与药物治疗等。我想,如果对边远地区的人群都可以有好的干预效果,相信这种模式可以在中国其他发达地区推广。
  研制艾滋病疫苗,“5年不够”
  《新民周刊》: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颁给了两位发现艾滋病病毒的科学家,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er)与巴尔•西诺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在你看来这是个迟到的奖励吗?
  何大一:他们是首先找到这种病毒的,这是很大很大的贡献。我觉得他们得到诺贝尔奖是很应该的。
  《新民周刊》:76岁的吕克•蒙塔尼近日大胆预测,“4年内将有一种治疗性的艾滋病疫苗问世”。
  何大一:他现在根本不在做(艾滋病疫苗)研究,他太乐观了。
  《新民周刊》:你现在正在研制的C型艾滋病疫苗进展如何?
  何大一:我们已经有两种疫苗做到临床阶段工作,我们叫Phase One Study,第一期临床已经做完了,我们现在在美国又有新的方法,可是这些新的方法还在实验室里在动物体上(试验),比如猴子等动物。我们想去云南那里做疫苗,我们的一些vaccine preparation(疫苗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做了。
  《新民周刊》:当听到默克公司为期十年的Ad5艾滋病疫苗IIb期的临床试验失败的消息,你惊讶吗?
  何大一:我早一点听到,Merk(默克)公司的人提早跟我说了这件事情。大家都很失望啊!
  《新民周刊》:Ad5疫苗的失败对你的C型艾滋病疫苗研究有影响吗?在Ad5疫苗失败以后,第17届世界艾滋病大会气氛一度低迷。
  何大一:Merk公司Ad5疫苗的失败是对全球(艾滋病疫苗研究)有很大的影响的,这是对T细胞疫苗思路的挑战。我们在做的疫苗也受到影响,我当然有马上调整我的一些疫苗设计的思路。我想,只靠T细胞不够,一定要靠抗体,可是用抗体来杀HIV是不简单的,这是很大的困难,现在我所有在实验室的同仁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我们在美国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做疫苗研究。默克的Ad5疫苗到了IIb期,但失败了,目前还没有成功通过III期的HIV疫苗。
  《新民周刊》:你曾预测你的C型艾滋病疫苗大概需要5年到10年研制出来,现在看时间是否足够?你自认在未来的生命中是否还有可能研制出一种成功的艾滋病疫苗?
  何大一:时间可能够,也可能不够,这个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5年不够!(笑)
  研制艾滋病疫苗的过程中,当然有科学家要放弃,可也有别的新的科学家来参加这种研究工作。我已经连着做了27年艾滋病研究了,没有放弃,我想我们会成功,我就是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但我知道,不是很短的时间。
  《新民周刊》:你刚刚讲,你在未来会把更多重心放在艾滋病的机理研究上,开展基础研究。
  何大一:对,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去做(HIV)疫苗计划,vaccine design(疫苗设计)还是要靠基础研究,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做vaccine design,我想还要很久才有疫苗出来。
  我们很清楚(HIV对人体产生作用的过程),可HIV这个艾滋病病毒跟别的病毒不同,它在病毒外面那个蛋白,我们叫gp120,它变化很快,这个蛋白的外面好像又有很多糖,动得很快,它不是呆在那里让抗体来杀它……如果我们不解决很多这些问题,我想(艾滋病)疫苗是不可能研制出来的。
  《新民周刊》: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研究艾滋病疫苗,你认为是否会造成资源浪费?
  何大一: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应该就是关于艾滋病药物和疫苗研制的有效性问题。(疫苗研究)不会是资源浪费,需要的嘛,攻克艾滋病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有效的)疫苗。
  《新民周刊》:2001年《时代》周刊刊登过一篇评论文章,评价你“可能是少数几个仍然相信药物能够根治艾滋病的人之一”。现在的你研究的重心在哪里?
  何大一:我做的研究大部分是艾滋病疫苗方面的,不能说做了20年都失败了,我们就不干了,这种态度我不同意!因为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科学问题!
  假如疫苗做得出来,是很大的贡献,因为如果我们以后成功研制出艾滋病疫苗,就可以做疫苗给别种病毒或细菌;但假如做不出来,这种研究也有别的好处,像现在我们做艾滋病疫苗,我们发现了好多新的方法、新的科学用法。你去做科学研究,绝对不会是浪费。
  “这12年是慢慢地进步”
  《新民周刊》:你在加州理工学院读本科时主修物理,后来又去学医学。你怎样决定这个转变的?
  何大一:物理、医学都属于科学方面的,美国跟中国不一样,美国是你先去读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再去读医学院。所以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很多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有些人学科学,学文科的也有。我认为学了物理是很好的,因为学物理的人,数学要学得好,我们做一些病毒研究也需要应用数学方面的知识。
  《新民周刊》:你现在到中国的次数越来越多,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何大一:我要来中国做事情原因比较简单,现在我已经认识那么多人,我们已经跟他们合作了5年以上,在这里做工作比我去非洲做工作还简单;我又是一位华人,跟中国有血脉关联,缘分嘛。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来这里。
  《新民周刊》:现在你到中国,就像明星一样,被许多记者“围追堵截”,你感到有压力吗?
  何大一:(笑)很大的压力啊!特别是我需要用普通话来回答你,用英文我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我的中文有进步一点,可还是不行。
  《新民周刊》: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近年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何大一:喔,我想从2003年以后,中国在艾滋病政策方面进步好多,我觉得对艾滋病有一些Policy(政策)是蛮好的。温家宝总理还有当时的副总理吴仪他们两位对这个病(艾滋病)是很关心的,副总理也跑到河南去看艾滋病人,现在每年国家领导人都会提起这项以引起重视。2003年年底,我请美国前总统Clinton(克林顿)来中国,那次也在清华大学,他来了两三天,专门做艾滋病方面的宣传。如果大家对艾滋病更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机会就更低,我想在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上,你们媒体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工作。
  《新民周刊》:目前美国在艾滋病新药的研制方面有哪些新进展?多年来,你见到过的许多艾滋病人已离开人世,作为艾滋病研究者的你感受如何?
  何大一:这3年来,在美国好像有四五种新药出来,加起来我们全部有二十五六种药可以选来做一个Combination Therapy(联合疗法),这对美国病人是很好的方法,因为现在这种药副作用少,又很方便,效果又特别好,比如,有些药你每天晚上吃一次就够了,一颗里含3种药。这些药是治疗艾滋病的,能让病人提高免疫力,你看见他们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有这种病,现在很多艾滋病人已经活了十几年,都没出事,约翰逊就是这样的。我们还没有好办法去用药或疫苗做艾滋病预防。
  艾滋病开始(被发现)在80年代,前10年里我们所看的病人都死了,因为那段时间没什么好的药可以治疗他们。到了90年代,几种药研制出来了,到1994年、1995年,我们就有好几种药可以合起来做(联合疗法),那时就变了很多,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知道把三种或四种药合起来,用鸡尾酒方法,可以把这个病毒控制得很好,让病人身体恢复正常。最大的进步就是在1994年到1996年。之后这12年是慢慢地进步,更好的药慢慢出来了,比较好的用法也有了。现在鸡尾酒疗法的副作用跟以前比少很多,以前的副作用包括出现脂肪流失现象等,现在很少有了,现在的药物比以前进步很多。(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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